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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北山区作为京津地区的重要水源地,对于保障下游的水资源安全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评估其生态服务价值是对其进行生态补偿的直接依据。选取京津水源区的典型小流域——东北沟小流域进行了评估,经计算,其生态服务价值为7 104.07万元,其中农地的生态价值为183.09万元,林地的生态价值为6 714.34万元(主要是涵养水源价值,占56%),水域主沟的生态价值为206.64万元。在水源地的保护过程中,应调整土地利用方式,充分发挥林地的水源涵养功能,并对流域内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定量化测量,以期为制定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确保水源地生态得到保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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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省会经济圈水源地生态补偿环境调查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生态补偿已经成为当前全社会所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该文从水源地农村居民认知和态度的角度,调查皖西大别山水源地居民对安徽省省会经济圈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补偿标准、补偿后收入的变化、补偿方式的接受意愿。对352份的调查分析结果显示:76.3%的居民对主体功能区水资源的生态补偿政策配合、大力支持和倡导宣传。77.5%水源地居民认为水资源生态补偿标准由水费价格或经济发展水平而定,34.5%的水源地居民认为生态补偿政策实施会改善生活。生态补偿金多数用在投入农业生产方面。34.9%的农户认为生态补偿金应由省政府或经济圈机构来发放,38.9%的农户认为生态补偿金由经济圈内的受益企业和事业单位来支付。从生态补偿方式的意愿来看,67.7%的农户愿意通过技术培训满足外出打工需要或发展补偿产业。在对水源地生态补偿环境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对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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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定巢湖流域厌氧-土壤净化床工艺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生态补偿标准,通过额外成本、生态服务价值增量和环境成本测算方法,确定肥东县牌坊乡中心社区应用土壤净化床的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应用土壤净化床系统处理该地区农村生活污水所需理论生态补偿量为123.24万元·hm~(-2)·a~(-1),其中额外成本58.89万元·hm~(-2)·a~(-1),生态服务价值增量68.11万元·hm~(-2)·a~(-1),环境成本-3.76万元·hm~(-2)·a~(-1)。在土壤净化床运行过程中,农户可获得收益5.45万元·hm~(-2)·a~(-1),无需得到额外补偿;水源涵养区政府自行承担额外成本投入的58.89万元·hm~(-2)·a~(-1),下游地区政府需向水源涵养区政府补偿环境成本3.76万元·hm~(-2)·a~(-1);土壤净化床工艺以47.78%额外成本补偿量在消纳废弃物上作出50.84%的补偿量贡献,同时对生态环境服务价值和环境改善作出贡献;根据生态补偿测算,尽管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投入的额外建设成本较高,但通过消纳废弃物产生的生态服务价值远远大于额外成本。在水源涵养区,特别是流域保护中,厌氧-土壤净化床工艺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生态补偿标准能起到较好的生态示范作用,在水源涵养等生态敏感区需要地方政府给予相关政策支持,加强生态型农村污水处理系统的推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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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徽省南部长江一级支流秋浦河为例,采用文献分析、实证调查、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基于机会成本法估算出2009年秋浦河流上游机会成本为60 166.35万元。基于条件价值法(CVM)得出下游的最大支付意愿(WTP)为5 623.64万元。通过估算结果分析,对两种方法的利弊进行了评述。依据半市场理论、生态学的"时空有宜"律、借鉴欧美国家成功经验,结合秋浦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居民收入、支付意愿实际,提出分初始补偿与成熟补偿两个阶段进行生态补偿的观点。初始补偿标准为石台县林木直接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直接投入之差,即23 482.69万元,成熟补偿额为机会成本的全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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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对平衡重要生态功能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维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重要作用。陇东黄土高原位于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黄土丘陵沟壑区，是黄河上游地区水土流失重点保护和治理区。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法，计算2000—2020年陇东黄土高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以此为基础计算陇东黄土高原9个县生态补偿额度和生态补偿优先级。结果表明：(1)陇东黄土高原生态系统以农田和草原为主，农田生态系统面积在2000—2010年下降显著；(2)2020年陇东黄土高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达到1 458.72亿元，相比于2000年增加了93.82亿元，其中局地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保持服务价值较高，草地、农田和灌丛的生态服务价值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90%以上；(3)陇东黄土高原9个县生态补偿额度达86.03亿元，生态补偿资金分配应优先考虑环县，其次是华池县、会宁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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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是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内容,国内外对此观点不一。以秋浦河为例,以2007年为基准,采用国家林业局发布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LY/T1721-2008)",评估了其上游生态服务价值为5.47亿元。并基于"外部性理论"提出了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应本着因地而宜原则,视生态服务的空间差异而定。补偿的上限为外部经济性行为的全部,即生态服务价值的全部5.47亿元,补偿的下限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主导效应因子的价值,即直接使下游受益的水源涵养及土壤保育价值2.16亿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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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汉江流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要水源地,属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研究流域内景观格局的时空变化特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景观生态风险的相关性,对保持流域内生态系统稳定性、保障流域生态安全具有指导意义。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陕西汉江流域5期土地利用数据,采用景观格局指数计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景观生态风险评估等方法,研究景观格局变化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机制及空间相关关系。结果表明:(1)2000—2020年,流域内景观格局斑块破碎程度降低、异质性和连通性减弱、多样性增加,各地类景观向复杂化方向发展;(2)研究时域内,研究区ESV总体增加5.23亿元,气候调节价值最高,占比41.70%,以较低和中等价值等级为主,占比约61.62%;(3)研究时域内,研究区ESR整体呈小幅减少趋势,降幅1.40%,以较低和中等生态风险等级为主,占比约61.55%;(4)陕西汉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生态风险之间存在显著负向空间相关性。景观格局变化使陕西汉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升高,生态风险降低,两者空间自相关性减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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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流域是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门户,核算流域各国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cosystem Service Value,ESV)与利益补偿量,对建立各国资源利用与经济补偿的联动关系、促进流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生态足迹理论,对湄公河流域1995—2015年的ESV和生态盈余(或赤字)状况进行了动态评估,结合流域各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对生态补偿优先级进行量化分析,初步建立了各国ESV与实际生态补偿量的转化关系,并对"生态消费型"国家在现状年(2015年)的实际生态补偿量进行了确定。结果表明:1)湄公河流域ESV由1995年的1 289.76亿美元下降至2015年的1 259.21亿美元,各国ESV从大到小依次为: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缅甸;各国林地ESV的比例最大(60.0%),水域和湿地ESV比例的增幅最快,近20 a增加了4.5%。2)1995-2015年间,流域境内的缅甸、老挝两国为生态盈余状态,其他3国为生态赤字状态,且赤字水平呈逐年加重趋势,其中泰国、越南两国对全流域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EF)的贡献比例高达80.1%。3)流域上游的缅甸、老挝两国为"生态输出型"国家,下游的3个国家为"生态消费型"国家,其中泰国、越南两国经济发展水平较好且生态补偿优先级系数(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riority Sequence,ECPS)更低(分别为0.05和0.09),均低于其他3个湄公河流域国家(缅甸:2.67,老挝:1.16,柬埔寨:0.55),应率先进行生态支付。4)结合流域各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初步确定下游"生态消费型"国家应支付实际生态补偿合计680.63亿美元,泰国、越南和柬埔寨分别支付507.73、167.61和5.29亿美元。该研究结果可为湄公河流域资源管理和生态补偿政策的建立提供理论支撑,并为其他跨境流域相关的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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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通用土壤流失方程(USLE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技术,对安徽省大别山区土壤侵蚀量进行了估算。选取土壤养分、水分及泥沙滞留、淤积、土地废弃损失作为土壤侵蚀经济损失的指标,采用替代花费法、恢复费用法、影子工程法等方法,评估了安徽省大别山区土壤侵蚀的经济损失。结果表明,安徽省大别山区2007年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2443.4t/(k2·a),土壤侵蚀总量为2.29×107t/a,其中金寨县和岳西县土壤侵蚀总量最高,分别为7.62×106t/a和5.42×106t/a。从空间分布上看,较强的侵蚀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东北部以及南部地区侵蚀量相对较小土壤侵蚀造成的总经济损失为92052.8万元,其中土壤养分价值损失最大,为82557.8万元,占土壤侵蚀经济总损失的89.7%,其次是泥沙损失,达4734.2万元,占经济总损失的5.1%。金寨县经济损失量最大,为37266.3万元,占大别山区土壤侵蚀总经济损失的40.18%。其次为岳西县,约占23.54%。经济损失量最小的为舒城县和桐城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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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以湖南省湘江流域为研究对象,探索流域生态补偿方法,为湘江流域实施污染综合治理及区域平衡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通过研究区域内的8个城市(长沙、湘潭、株洲、衡阳、岳阳、永州、郴州、娄底)2012年的人均GDP,人口总数,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和万元GDP污水排放量与8个市的平均值进行对比分析,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系数。通过将各个市的人均排污量与8个城市的平均排污量作比较,求得各个市的超量排污量和节余排污量;按照主要因子排污价格及其排污比例确定超量排放和节余排放的支付和补偿价格;利用生态补偿标准系数,计算2012年湘江流域每个城市的最终补偿标准。[结果]2012年长沙、株洲、湘潭市应分别支付生态补偿资金4 005.0,440.7和430.1万元,衡阳、岳阳、郴州、永州和娄底市可获得的生态补偿资金分别为338.2,90.4,561.4,602.8和379.5万元。[结论]实际排污大于理论排污权的城市有长沙、株洲和湘潭市;而其他5个城市排污权均有节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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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21年四川省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区域为研究对象，在土地利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当量因子计算方法，对评估调整后的生态保护红线区域进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析，综合考虑区域自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测算四川省各个区域的生态补偿优先级，识别出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应优先进行生态补偿的区域，探讨分区域的生态补偿策略，以期为后期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生态补偿制度的制定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结果，四川省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47 609.60亿元，其中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16 637.78亿元，占全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35%;(2)四川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急需进行生态补偿的市州为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生态补偿优先级指数和生态补偿额度远高于其他市州，为典型的生态高输出区域，而生态补偿优先级指数和生态补偿额度较小的分别为资阳市、自贡市、内江市、遂宁市和成都市；(3)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作为急需生态补偿区域，若尔盖县、阿坝县、红原县和石渠县、新龙县、白玉县为需要特别重点关注的生态补偿区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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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究2001—2021年长江不同子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动态变化及其主导驱动因素,以期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基于MODIS数据提取了2001—2021年5—11月长江流域遥感生态指数(remote sensing ecological index, RSEI),并基于RSEI分析了长江流域近21 a来生态环境质量动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1)长江流域中下游生态质量高于上游,南部高于北部。除2006年外,生态质量在中等级以上的面积占80%以上,整体生态水平较好。(2)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整体以稳定变化为主,呈上升趋势的区域有乌江、太湖水系、宜宾至宜昌、宜宾至湖口、金沙江流域。(3)RSEI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为湿度指标,其次为温度指数。(4)生态环境质量受到风速的正影响较大。气温升高会导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变差,但在金沙江流域、鄱阳湖流域、嘉陵江流域和湖口及以下干流地区气温升高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5)降水增多有利于大部分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结论] 2001—2021年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整体以不变趋势为主,但嘉陵江流域生态呈现退化现象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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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能值分析的永定河流域农业生态补偿标准 总被引：7，自引：4，他引：3
实施农业生态补偿是消除当前农业生产中的负面影响,保证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针对当前的农业生态补偿标准计算中,价值受时空动态变化影响较大、投入成本难以准确计量的弊端,借助能值与价值之间的可转化性,给出基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补偿标准计算体系。选择永定河官厅水库以上流域为研究区,从可更新资源(R)、不可更新资源(N)、物质投入(M)、服务成本(S)的能值计算出发,计算得出永定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的总能值为3.80×1016Sej/hm2,其中可更新的能值为1.59×1016Sej/hm2,不可更新能值2.21×1016Sej/hm2。研究区农业生产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为0.1056,流域农业处于严重不可持续状态,应实施农业生态补偿进行调整。借鉴能值与生态服务价值之间的可转化性,为实现流域农业生产的可持续,下游区域政府或受益部门应对上游农业水土流失防护补偿约4亿元。该文研究结果的应用表明,基于能值的农业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方法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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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IPCC排放因子法估算碳足迹的京津冀生态补偿量化 总被引：3，自引：2，他引：1
构建合理的生态补偿量化标准关系着京津冀区域的健康发展。采用IPCC排放因子法计算京津冀地区2006-2015年的碳足迹,结果表明:10 a间京津冀地区碳足迹变化趋势分为2个阶段,2006到2013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年增长率约为8.5%,2013年之后基本保持不变;考虑森林、草地、农用地的固碳能力的前提下,测算了京津冀地区2006-2015年的碳承载力,结果表明:2009年京津冀地区的碳承载力有明显增高,之后基本保持平稳,略有提升;为了对比不同区域内(人口和区域面积)碳赤字对生态的影响,提出了碳赤字敏感度,进而利用碳赤字敏感度构建了生态补偿因子的概念,并据此确定京津冀三区生态补偿的量化标准,结果表明:河北和北京每年都应得到天津支付的一定额度的生态补偿,其中河北2012年应获得补偿最多(161亿元),北京2013年最多(61.5亿元)。研究结果对加快建立完善的京津冀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有参考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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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WAT模型和最小数据法的黑河流域上游生态补偿研究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为了明确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之间的关系,该文以黑河流域上游为研究区,基于SWAT(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tool)模型和最小数据法分析了补偿价格变化对禁牧比例以及提供的水源涵养服务的影响。研究表明:1)放牧与禁牧情景下水源涵养服务产出率平均为25.27m3/hm2;2)SWAT模型能够较精确地模拟流域的水文过程,模型率定期和验证期的Nash-Sutcliffe效率系数分别达到0.81和0.88,R2分别为0.94和0.93,年平均径流量的相对误差分别为16.3%和15.6%。3)不同子流域内禁牧的机会成本存在差异,禁牧的平均机会成本为289.99元/hm2;4)不同补偿价格下新增草地禁牧比例及其提供的水源涵养服务的供给量不同。当所有子流域内的低质量草地全部禁牧后,1990-2000年间可提供水源涵养服务的总量为7.79×108m3,新增水源涵养服务量达到7.66×108m3。该文为生态补偿对象的空间选择与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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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价值系数动态调整的河北省生态补偿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雾霾如今已成为中国前进过程中的一大阻碍,而这一问题在河北省表现尤为突出,我们从生态补偿这一角度出发,希望能够在雾霾治理方面起到一定效果。本文分别从河北省、生态亚区和各县(市)三个方向计算了它们的生态服务价值和生态补偿优先级,并对其进行了动态调整,确定了区域内生态补偿的迫切程度。结果表明:河北省生态补偿优先级总体较大,且北部大于南部,东部大于西部;各县(市)间的生态服务价值差异明显,最小的为沙河市2430元hm~(-2),最高的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10840元hm-2。在生态亚区层面上讲,其中坝上高原草原和农业生态亚区生态补偿优先级最高,需优先得到补偿。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准确量化了区域间生态补偿的迫切程度,为其它区域的生态补偿提供借鉴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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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充沛的土地资源为光伏发电提供了先天便利的条件。农村光伏项目为区域内生产生活提供可持续的清洁、低碳电能供应，对光伏电站建设企业、农民、村集体等参与主体产生了正向或负向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该研究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体系，定量分析了农村光伏项目对参与主体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给出了电能、建设收益等经济价值，社会保障价值以及节能减排、水土流失等环境价值的计算模型。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参与主体之间的收益和支出关系，提出主体利益平衡、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补偿优化方案。选取炎陵县农村光伏项目进行验证，结果显示：2020—2022年期间，未采取生态补偿优化方案时，农民承担的负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无法得到补偿，随着光伏组件功率衰减，农民群体获得的并网发电收入由66.29万元下降至61.99万元，低收入农民占比率由52.72%上升至76.09%；采用本研究提出的生态补偿优化策略后，农民群体获得的总收入由88.28万元提升至97.36万元，低收入农民占比率保持为0，同时，光伏电站建设企业、村集体的总收益均为正，生态补偿机制并未损害任何参与主体的经济收益。案例研究表明，生态补偿优化策略在保障所有参与主体适当盈利、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了低收入农民全部脱低，对于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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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生态系统组合模型,对2005-2009年漓江流域生态系统的生态供需状态、生态资源利用效率、生态系统多样性与发展能力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近年来,漓江流域流经市县生态赤字现象严重(除市区外);万元GDP生态足迹呈现小幅度上升,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生态系统多样性不足,经济系统发展能力不高。针对实证结果,提出保护上游水源林、建设生态防洪补水工程、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创造合作型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建立生态补偿与旅游经济互动发展机制等措施来保护漓江流域,从而实现其“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