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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桂林地区蔬菜和菜地土壤铜含量进行大规模调查基础上,评价其污染程度,并用THQ评估经食用蔬菜摄入铜的健康风险。结果显示,桂林地区菜地土壤铜含量范围、中值、算术均值和几何均值分别为11.69～348.8mg·kg-1和27.41、34.62、29.43mg·kg-1,与桂林市土壤背景值相比,桂林市菜地土壤铜没有明显的积累;桂林地区蔬菜铜含量范围和平均值分别为0.032～3.530mg·kg-1和0.324mg·kg-1,与其他城市蔬菜铜含量相比,桂林地区蔬菜铜含量处于较低水平,通过蔬菜摄入铜的健康风险小。蔬菜对铜的富集能力以辣椒最高,因而其抗污染能力较差,白菜、包菜和萝卜对铜的富集能力最低。 相似文献
2.
为探讨城郊污灌土壤-小麦体系中重金属Cu、Cd、Cr、Pb和Zn的迁移富集特征及潜在健康风险,选取北京城郊污灌区24块代表性小麦（Triticumaestivum）样地,运用高分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HR-ICP-MS）测定了土壤及小麦籽粒中消解态Cu、Cd、Cr、Pb和Zn含量。结果表明,污灌土壤中Cu、Cd、Cr、Pb和Zn的均值含量分别为26.51、0.24、101.29、28.04mg.kg-1和85.59mg.kg-1,高于北京土壤元素背景值,已出现积累现象;小麦籽粒中5种重金属含量顺序为Zn（52.38mg.kg-1）〉Cu（6.09mg.kg-1）〉C（r4.62mg.kg-1）〉Pb（0.17mg.kg-1）〉Cd（0.04mg.kg-1）,其中Cr、Zn含量超出国家标准限值,食品安全需引起关注。在以污灌区小麦粉为主要食源条件下,健康风险评价显示：北京城郊污灌区单一重金属风险系数（HQ）尚未达到显著水平,但是郊区成人和儿童的5种重金属综合健康风险均大于1,4种不同人群的风险系数（HQ）和风险指数（HI）有相同的影响顺序,即郊区儿童〉郊区成人〉城区儿童〉城区成人;5种重金属中,Cr所占风险比例最小,由Cu和Zn所引起的健康风险所占比例最高。表明对北京城郊污灌区小麦籽粒主要消费区域和流通渠道以及由此引发的居民（尤其郊区儿童和成人）重金属健康风险需要予以关注,预防食品安全危害的发生。 相似文献
3.
通过分析广州市区居民消费量较大的7种淡水鱼和5种海水鱼肌肉中甲基汞（MeHg）含量,评估人体通过食鱼摄入MeHg的暴露风险。结果显示,广州市鱼体肌肉中MeHg含量范围为2.39～349μg·kg-1,平均含量为43.4μg·kg-1。不同食性鱼类MeHg含量水平依次为：肉食性〉杂食性〉草食性,处于食物链不同环节解释了这种含量差异。从生长环境来看,海水鱼肌肉的MeHg含量总体上高于淡水鱼。所有鱼中MeHg含量均低于国内外相关标准限值。与国内其他地区商品鱼相比,广州市商品鱼中MeHg含量相当,但明显低于野生鱼。居民通过食鱼摄入的MeHg范围为0.035～0.087μg·kg-1·d-（1bw）,均值为0.050μg·kg-1·d-（1bw）,远低于美国EPA规定的MeHg暴露参考剂量（RfD）值（1.1μg·kg-·1d-1）,也低于WHO和FAO制定的临时性周可承受摄入量（PTWI）（1.6μg·kg-1）。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居民食鱼MeHg暴露风险较小,但儿童等敏感人群食用特定鱼类的量和频次要引起一定注意。 相似文献
4.
广州市蔬菜和菜地土壤砷含量及其健康风险研究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测定了广州市郊区菜地土壤(n=120)、菜地蔬菜(n=109)和市售蔬菜(n=237)中砷含量,结合广州居民蔬菜消费情况,分析了砷对广州居民的健康风险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类型菜地土壤砷含量不同,为菜园土(12.94±9.78)mg/kg>水稻土(8.67±10.24)mg/kg>赤红壤(4.17±3.70)mg/kg,土壤质量主要属于二级标准以内;菜地蔬菜砷含量范围为ND～0.179 mg/kg,均值为(0.017±0.024)mg/kg;市售蔬菜砷含量范围为ND-0.314 mg/kg,含量变化为豆类(0.038±0.047)mg/kg)>根茎类(0.027±0.031)mg/kg>茄类(0.025±0.030)mg/kg>叶菜类(0.024±0.022)mg/kg>葱蒜类(0.019±0.025)mg/kg>瓜类(0.017±0.020)mg/kg,所有蔬菜均没有超过我国食品中砷的限量卫生标准(GB-4810-94).广州市居民从蔬菜中摄入的砷为0.045 mg/d,叶菜类和根茎类蔬菜是主要的贡献者. 相似文献
5.
南方典型设施蔬菜生产系统镉和汞累积的健康风险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选取南京市典型设施蔬菜生产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设施土壤-蔬菜系统中镉和汞的累积特征,评价了不同类型蔬菜中镉和汞的暴露风险,提出了基于健康风险的设施菜地土壤镉和汞的环境质量基准。结果表明:(1)设施菜地表层土壤中镉和汞产生了明显累积,且土壤汞的平均含量超过了温室蔬菜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2)叶菜类蔬菜对镉和汞的富集能力最强,部分叶菜中的镉和汞含量超过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3)研究区有约21.2%的蔬菜具有镉的潜在人体摄入风险,蔬菜中汞的风险概率约为1%,不同蔬菜镉和汞的人体摄入风险排序为叶菜根茎茄果;(4)不同蔬菜类型土壤镉和汞的环境质量基准值差异较大,因此在今后的标准修订时可考虑针对不同蔬菜类型分别制定设施菜地土壤重金属环境质量基准。 相似文献
6.
对土壤—樱桃系统的Pb、Cr、Cd、Zn、Cu 5种重金属积累状况进行分析,用尼梅罗指数法对研究区土壤重金属污染水平进行评价,并采用目标危险系数(THQ)对食用樱桃的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土壤采样点中的土壤重金属单项污染指数小于1,综合污染指数小于0.7;樱桃可食用部位(果皮、果肉)重金属富集量有较大的差异,果皮富集重金属含量大于果肉;樱桃可食用部位单一重金属目标危险系数(THQ)和复合健康风险指数(TTHQ)都小于1,经食物途径摄入的Pb、Cr、Cd、Zn、Cu等元素对消费者的健康产生的风险比较低。 相似文献
7.
《农产品质量与安全》2020,(3)
为了解山西省境内生产基地栽培食用菌中重金属污染状况,对被测食用菌中重金属进行安全性评价,并分析居民潜在膳食暴露风险,本文采集山西省境内5种种植普遍的食用菌样品158份,采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食用菌样品中危害较大的两种重金属元素铅和镉的含量,并与国家标准中污染物限量值进行比较;采用单因子污染指数法和综合污染指数法评价食用菌中铅和镉的污染状况;采用人体暴露健康风险评价模型,通过计算目标危害系数(THQ)的方法预测经食用菌摄入重金属铅和镉产生的健康风险。结果显示,所抽检的158份食用菌样品中,总体重金属含量水平都很低,仅有1个香菇样品超标,超标率为0.63%。5种食用菌的综合污染指数分别为香菇0.74,平菇0.31,杏鲍菇0.12,金针菇0.051,双孢菇0.27。食用菌中铅污染、镉污染及铅、镉综合污染的THQ均值都1,表明山西省食用菌中铅、镉重金属对居民不会构成明显的健康危害。结果表明,山西省食用菌生产基地中香菇、平菇、杏鲍菇、金针菇、双孢菇等5种主要栽培的食用菌中重金属铅和镉的总体污染程度较低,食用菌中铅、镉对居民健康暴露危害较小,可放心食用。同时,应加大对栽培基质、栽培环境等的监管,从源头保证食用菌的质量安全。 相似文献
8.
对湘西花垣锰矿、铅锌矿区的部分蔬菜及其种植土壤进行了调查和重金属含量分析,通过污染指数法和经蔬菜途径重金属暴露接触对人体的健康风险进行了系统评价。结果表明,与非矿区比较,两矿区蔬菜、土壤Pb、Zn和Cd含量较高,矿区土壤Pb、Zn、Cd含量均超过GB15618—1995《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二级标准（pH〈6.5）的污染警戒值;矿区蔬菜Pb、Zn和Cd含量均超过国家蔬菜重金属元素限量标准,分别为限量标准的2.0～10.75、0.9～2.5倍和2.2～19.8倍;两矿区蔬菜受到了Pb、Cd的严重污染,Zn的轻-中度污染。重金属暴露接触对人体的风险评估结果表明,两矿区居民通过蔬菜途径摄入的Pb和Cd对其健康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且对儿童的健康风险高于成年人。因此,矿区土壤上种植蔬菜会对食用这些蔬菜的当地居民产生一定的健康风险,应采取合适的治理措施进行矿区污染土壤的修复。 相似文献
9.
通过采集蔬菜和对应土壤样品进行室内分析测试,研究了芜湖市三山区蔬菜和土壤中重金属的含量分布、富集特征及其经食入途径对人体的健康风险评估。结果表明,与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值相比较,蔬菜中As、Zn、Cu、Pb和Cr含量均未超标。不同品种蔬菜中重金属含量不同,花菜和青菜中As、Zn、Pb、Cr、Fe、Ni、Co和Mn的含量相对于其他蔬菜中的同种重金属含量要高。除Cu、Cr外,其他重金属在根茎类蔬菜中的含量最低,除Pb外,其他重金属在花果类中的含量最高。各元素平均富集系数大小为：Zn〉Cu〉Mn〉Cr〉Ni〉Pb〉As〉Co〉Fe。叶菜类对As、Pb的富集系数最大,花果类对其他重金属的富集明显。三山区蔬菜对重金属的富集系数总体偏低,主要是受土壤pH值偏高、周围良好的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三山区蔬菜中重金属所致的健康风险主要来自化学致癌物Cr,而花果类蔬菜中Cr含量最高,因此该区应加强土壤Cr的防治,居民应减少花果类蔬菜的种植和摄入,保障其饮食安全。 相似文献
10.
典型城市化地区蔬菜重金属的累积特征与健康风险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重金属污染对环境质量、食品安全、人体健康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为了掌握典型城市化区域蔬菜生产的重金属污染特征与食用健康风险,从而为快速城市化区域的农业实践提供依据,本研究选取珠三角电镀、染织等工业密集典型城市化区域的蔬菜和土壤为研究对象,通过采集蔬菜和表层土壤样品,使用单因子污染评价和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对蔬菜样品中Cd、Ni、Cr、As、Pb 5种重金属进行污染评价,使用目标危害商数法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研究发现,该地区菜地土壤存在Cd污染。研究区蔬菜中重金属的富集吸收能力为Cd > Ni > Cr > As > Pb,叶菜类对Cd的富集最多,豆角类对Ni的富集较多。单因子污染评价结果显示蔬菜中重金属超标率按大小排序为Ni > Cr > Cd > Pb=As,Ni、Cr和Cd超标率分别为10.53%、2.63%和1.32%,Pb和As均未超标;综合污染指数的评价显示叶菜类样品处于轻度污染水平,豆角类处于中度污染水平,瓜类尚未受到重金属污染。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叶菜类和豆角类的综合目标危害商数（TTHQ）均大于1,长期食用叶菜类和豆角类会对健康造成影响,成人和儿童的综合目标危害商数排序均为叶菜类 > 豆角类 > 瓜类,儿童摄食蔬菜的重金属健康风险高于成人。总体来说,研究区蔬菜重金属健康风险基本处于可接受范围,但叶菜类Cd和豆角类Ni造成的健康风险需引起重视。 相似文献
11.
利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HPLC-MS/MS）分析方法,探讨了广州市某绿色蔬菜基地和有机蔬菜基地土壤中4种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含量与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土壤中各化合物的检出率除洛美沙星为85%以外,其余均为100%,平均含量为0.80～24.95μg.kg-1,以诺氟沙星（24.95μg.kg-1）为主,其次为环丙沙星（15.40μg.kg-1）和恩诺沙星（7.68μg.kg-1）。4种喹诺酮类化合物总含量在7.15～122.25μg.kg-1之间,主要分布在50～100μg.kg-1之间,平均为48.85μg.kg-1。有机蔬菜基地土壤中4种喹诺酮类化合物的含量均高于绿色蔬菜基地土壤。同一基地不同蔬菜土壤中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含量有一定差异,但化合物组成特征差异不大。研究区土壤中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含量低于兽药国际协调委员会（VICH）筹划指导委员会的抗生素生态毒性效应触发值（100μg.kg-1）,表明生态风险较小。 相似文献
12.
研究了安徽省合肥、芜湖和亳州市周边蔬菜地土壤和蔬菜中PAHs的含量及其污染特征。结果表明：安徽省典型蔬菜地土壤中15种PAHs（除萘外）的残留总量在58.2～437.8μg·kg-1之间,三环和四环PAHs占PAHs残留总量的70%以上。胡萝卜、菠菜和茄子体内15种PAHs的含量在23.4～209.1μg·kg-1之间,均值为120.7μg·kg-1,三环和四环PAHs占蔬菜中PAHs富集总量的92.8%～94.4%。不同蔬菜体内8种可疑性致癌PAHs的含量在11.5～17.4μg·kg-1之间,分别占蔬菜中PAHs残留总量的9.80%～13.8%,其中BaP含量在1.69～2.03μg·kg-1之间,低于国家对食品中污染物（BaP）的限量标准（5μg·kg-1）。不同类型PAHs在蔬菜体内的富集系数在0.10～9.20之间,极差达10倍以上,低分子量PAHs在蔬菜体内的富集系数要大于高分子量PAHs。不同PAHs在蔬菜体内的富集系数表现为胡萝卜〉菠菜〉茄子,其中芴在蔬菜体内的富集系数最高。 相似文献
13.
为保障芦蒿作为茎叶菜食用的安全性,通过温室盆栽试验,研究了4种芦蒿对cd积累与转运的基因型差异。结果表明,同-Cd处理水平下4种芦蒿品种干物重变化差异显著（P〈0．05）,且随着cd处理水平的增加4种芦蒿品种干物重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100mg·kg-1时达到最大。随着土壤Cd处理浓度的增大,4种芦蒿叶片抗氧化酶活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伏秋芦蒿和白芦蒿抗氧化酶活性下降幅度大于大叶青芦蒿和青白芦蒿。4种芦蒿基因型可食部分（茎）Cd含量、富集系数（BFs）和转运系数（TFs）存在显著的品种差异（P〈0．05）,且富集系数均大于1．0。当土壤Cd浓度超过0．5mg·kg。时,芦蒿茎中Cd含量均超过无公害蔬菜安全要求,说明该土壤已不适宜种植芦蒿,当土壤Cd含量略高于自然背景值时,则可以选择伏秋芦蒿。 相似文献
14.
畜禽废物中的抗生素可造成土壤及水体的抗生素污染,利用高效液相色谱及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了广州市代表性养殖场畜禽废物、施用畜禽粪土壤和鱼塘水中尼卡巴嗪、喹乙醇、四环素类、磺胺类、喹诺酮类、氯霉素类抗生素的含量。结果发现：猪粪、鸡粪中抗生素含量最高的均为四环素类,分别为123.76、14.59 mg.kg-1;含量最低的均为氯霉素类,分别为2.35μg.kg-1、0.08 mg.kg-1;小猪猪粪中抗生素的含量明显高于大猪。鱼塘水中抗生素含量较高的是四环素（5.16μg.L-1）与磺胺对甲氧嘧啶（4.78μg.L-1）,土霉素在所有样点中均未被检出。施用禽畜粪土壤中四环素类、喹诺酮类含量较高,分别为70.40、49.77μg.kg-1;磺胺甲基嘧啶、磺胺对甲氧嘧啶、磺胺甲噁唑、甲砜霉素、氯霉素、喹乙醇均未被检出。粪样中的抗生素可导致土壤和水体的抗生素污染,TCs、QNs和NCZ可能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安全的威胁更大。 相似文献
15.
本研究针对北京郊区汇源与正谷有机蔬菜基地,通过对不同蔬菜生产基地取样分析,研究有机和常规蔬菜生产条件下土壤养分平衡特征,分析有机生产蔬菜和土壤的15N特征。结果表明,（1）有机蔬菜生产与常规生产对比,由于施肥数量不同,汇源有机蔬菜基地土壤N、P及K盈余量（分别为356～472kg·hm-2、298kg·hm-2和200～226kg·hm-2）高于当地常规生产,而正谷有机蔬菜生产土壤N、P及K养分盈余量（分别为-164～190kg·hm-2、107.9～435.5kg·hm-2和-164.5～-136.8kg·hm-2）低于当地常规生产;（2）汇源有机蔬菜生产模式中,土壤N素养分有逐季累积的趋势,有机肥的N、P和K养分存在着不平衡性,这可能是造成0～20cm土层磷素大量累积的重要原因;（3）蔬菜类别不同,δ15N值不同,一般为叶菜类最高（10.49‰）,果菜类次之（10.07‰）,根菜类δ15N值最低（5.62‰）;（4）植物不同部位δ15N值也有差异。针对圆椒的分析表明,圆椒叶δ15N（12.44‰）〉圆椒果实δ15N（9.35‰）;（5）土壤δ15N与土壤全N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回归方程为δ15N土壤=13.098N土壤＋3.7624,R2=0.938,而植物δ15N与土壤δ15N之间、植物δ15N与土壤全氮相关性较差。长期施用有机肥,使得土壤中15N更多来自有机肥,进而表现为蔬菜δ15N升高,高量有机肥可以短期内增加叶菜类植物δ15N值。 相似文献
16.
通过测定京郊连续冬小麦-玉米大田和不同种植年限菜地表层土壤悬浮液氮素组分及其含量,模拟测定土壤易流失氮素组分,从而为氮素高效管理提供基础数据。结果表明：菜园土壤有机质、全氮、全磷、有效磷、矿质氮等指标大大高于大田土壤,且表现出明显的酸化现象。大田和菜地土壤悬浮液均含有可观的氮素：悬浮液总氮（TSN）为124.42～355.41 mg.kg-1,其中大田土壤一半左右为颗粒状氮,而菜地土壤2/3以上为可溶性氮;可溶性全氮（TDN）范围为55.53～220.51 mg.kg-1,其中主要是可溶性无机氮（DIN）,范围为28.00～171.92 mg.kg-1,可溶性有机氮（DON）为27.53～81.74 mg.kg-1;颗粒状氮（PN）为70.90～134.90 mg.kg-1。各种氮素组分及其含量,菜地土壤远远高于大田土壤,且随着蔬菜种植时间的延长差异扩大。京郊菜地土壤氮素流失风险极大,对水体构成巨大的威胁。 相似文献
17.
通过现场采样及室内分析,对云南个旧市郊鸡街镇的土壤和农作物重金属污染现状进行野外调查,并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土壤Pb、Zn、Cu和Cd含量均超出《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Pb、Cu和Cd的二乙三胺五乙酸（DTPA）提取态与总量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Zn则呈显著正相关（P〈0.05）。农作物中除萝卜、甘蓝、花椰菜和甘蔗Pb含量未超出对应的食品安全限量标准外,其余作物均超标,Pb超标率达80%,其中薄荷Pb含量最高,平均值为3.28mg.kg-（1鲜重）,超标9.93倍;朝天椒、土豆、大米和玉米Cd含量均超标,Cd超标率为20%,其中大米Cd含量最高,平均值为0.446mg.kg-1,超标1.23倍;Cu和Zn在所采的农作物中均未超标。薄荷对Pb和Cu、莴苣对Zn和Cd的富集系数高于其他农作物。豌豆尖、蚕豆、甘蓝、花椰菜、葱、朝天椒、甘蔗、韭菜、厚皮菜、白菜、萝卜、青花菜、土豆和金丝菜对Pb、Zn、Cu和Cd吸收能力较低,适合在污染区继续种植;薄荷、莴苣和青菜对4种重金属吸收能力较高,不适合在污染区继续种植。根据单因子评价方法,农作物受Pb轻度、中度、重度污染分别占50%、10%和20%,受Cd轻度、中度污染各占10%。对于不同种类农作物,不同重金属的综合污染指数为Pb〉Cd〉Zn〉Cu。居民经食用蔬菜途径日摄入Pb、Zn、Cu和Cd量分别为0.204、2.336、0.376mg.d-1和0.028mg.d-1,分别占暂定每日耐受摄入量（PTDI）的101.78%、7.08%、5.79%和39.29%。因此,经蔬菜途径摄入Pb对当地居民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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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和保护广东近岸海洋生态环境,于2004—2010年对广东沿岸17个主要港湾的海水养殖牡蛎进行了采样,运用原子荧光光谱法监测其总汞含量,并结合1989—1993年的历史监测数据分析了广东近岸海域总体及粤东、珠江口和粤西三大主要海区牡蛎体内汞的时空分布规律,应用单因子指数法和人体暴露风险系数法（HQ）评价了牡蛎体汞含量对人体暴露的健康风险。结果表明,1989—2010年广东沿海牡蛎体内汞含量的检出率为100%,变化范围为（0.080±0.114）mg·kg-（1湿重,下同）。单因子指数评价结果与风险系数（HQ）评价结果一致。上世纪80年代末（1989年）广东海域牡蛎体内汞含量处于污染水平,健康风险系数较大（HQ=3.39×10-2）;90年代（1991—1993年）牡蛎体内汞含量逐年降低,健康风险显著降低（HQ=2.23×10-2,P〈0.05）;2004年以来,全海域的牡蛎体内汞含量一直稳定地维持在较低水平（[0.012±0.006）mg·kg-1];粤东、珠江口海域牡蛎体内含量稳定下降,粤西海域降幅有所减小。2006—2010年,人均摄取牡蛎软组织20g·d-1,每年食用200d,食用20a后,在人均寿命70岁的时间内,其健康风险系数HQ为0.13×10-2,食用安全,不存在潜在的危害性,食用广东沿海牡蛎对人体日均总汞允许摄入限量的贡献率仅为0.13%。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