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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点是农村人口生产、生活等综合功能的承载体,研究其内部结构、空间布局对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水平、保护耕地、缓解建设用地压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在MapGIS的支持下,利用数理统计法探究了新洲区农村居民点布局结构、特征规律以及存在的问题;其次,依据生态位理论,构建了新洲区农村居民点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将新洲区划分为高度适宜区、中度适宜区、低度适宜区和不适宜区4个等级.最后,在分区布局的基础上,采用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的方式,形成了“一轴、两核、三级、四带、中心村”的居民点布局格局,对新洲区农村居民点布局进行了优化.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可采取先分区后布局的规划思路;生态位适宜度模型能很好地实现农村居民点的分区,结合规划思想和工具,可以作为农村居民点规划布局的有效手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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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科学评估耕地保护的外部性, 在耕地利用效益体系重构和耕地保护外部性界定的基础上, 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构建了耕地保护外部性测度、分析和检验一体化的方法体系, 并以河南省焦作市为研究区域进行了实证应用。研究结果表明: ①耕地生态社会效益属于一种纯粹的、具有正外部性和私人(主要为农户)联合提供的混合类跨区域性公共物品, 可以运用CVM等非市场价值评估法进行估算。②受访者的支付意愿较大程度地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 农户和城镇居民对耕地生态社会效益认知度的高低是造成城镇居民与农户支付率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③基于CVM测算出的焦作市耕地整体外部性为1.91亿元·a-1, 耕地保护外部性为993.7元·hm-2·a-1, 该测算结果可作为耕地保护外部性补偿的最低标准。④CVM的有效性与可靠性检验是CVM理论、方法和实践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通过问卷设计优化、预调查、问卷内容修正、合理的询价方式、不同估算方法的对照分析、同一方法重复试验等手段进行有效性与可靠性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 CVM进行耕地保护外部性估算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较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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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湖北省鄂州市的农户调查,采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农户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农户分化、政府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的收费以及流转的价格制定等因素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有54.55%的农户愿意进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仍有45.45%的农户不愿意流转。农户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意愿受到农户受教育程度、农户的兼业程度、政府收取管理费用、政府在再次流转过程中收取增值税、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不一样。兼业程度、受教育程度均始终正向影响农户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意愿,而政府在流转过程中收取再次流转增值税、农户是否参与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负向影响农户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意愿。但是农户的农业收入占比、农户的年龄和是否为村干部、农户家庭宅基地块数以及流转过程中是以片区基准价流转还是按流转后用途价格流转对农户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意愿没有影响。因此,为制定相应的流转政策及收益分配制度,确保农户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意愿,首先须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加强对农民的土地流转知识普及,并加强对农民职业技术能力的培训,提高其非农就业的能力;其次,在流转过程中,政府部门在办理农村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应让农民对此有知情权,避免政府和农民之间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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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LMDI模型的我国省域粮食生产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总被引：3，自引：1，他引：2
从耕地利用角度对影响粮食生产变化的因素在时间和空间上产生的影响进行科学分析;应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weigh division,LMDI)将影响1980—2010年我国省域粮食生产变化的因素分为粮食单产、复种指数、耕地面积和粮作比例;对粮食生产及其分解因素的统计指标在省级层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80—2010年我国粮食产量增加22 592.3万t,粮食生产格局重心由南重北轻逐渐演变为北重南轻;4个因素中粮食单产对粮食产量变化起到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增产作用逐年降低,并被复种指数和粮作比例所替代;耕地面积减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粮食产量的持续增加;全国各省域之间粮食生产变化的分解因素效应有比较显著的空间差异,河北、湖北、新疆等14个区域的粮食单产和复种指数效应的叠加效应使得其粮食生产增加显著,而上海、浙江、福建等复种指数与粮作比例的叠加效应对粮食增产的影响最大。粮食单产效应的逐渐减小与耕地面积累积效应起负面作用表明我国粮食生产增加主要是粮食单产作用,且正逼于其上限,耕地利用中要严格保护数量,提升耕地质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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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草地生态环境退化严重,牧户对生态环境退化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生态安全,更是产生保护行为响应的前提。通过对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牧户进行参与式结构问卷调查研究,将草地生态环境的退化感知细化为覆盖度下降、植株矮化、生物多样性下降、鼠害猖獗、黑土滩/荒漠化加剧、群落演替、草地生产能力下降、毒草和杂草增多等8个指标,借助定量分析建立了牧户草地生态环境退化综合感知指数,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探讨了影响牧户环境退化感知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牧户对三江源区草地生态环境退化有一定程度的感知,但仅仅对较明显的退化结果有略高的认知。牧户拥有的生计多样化能力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草地生态环境退化的感知,故从根本上解决三江源区牧民的严重依赖草地生态环境而生存的单一化的生计问题,通过优化和丰富牧民的生计方式来影响和调控当地草地生态环境退化趋势,认识环保知识在宗教信仰、日常环境教育宣传中的重要性,有效地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知识的宣传力度,在改善牧户生计问题的基础上制定牧户认同和支持的自然资源管理规划和政策,才有可能激励牧户主动地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并最终实现牧户生活幸福-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良性循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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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城市流转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以大连市为例 总被引：6，自引：0，他引：6
农地城市流转由于流转过程的单向、不可逆性,往往会给周边环境生态系统带来一定程度破坏。从发展的角度看,农地资源容许城市建设的占用量,包括生态价值价值的损失程度,有一定的极限度。因此,分析农地城市流转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衡量农地城市流转对生态容量、生态效益产生的损失程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文章参照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表,利用大连市土地利用详查数据,估算了大连市1996—2003年因农地城市流转对区域周边水源涵养、废物处理、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保育功能所带来的损失。结果表明,7年间因农地城市流转损失生态系统服务价值14004．09万元,平均每年损失2000．58万元,农地损失生态价值1．58万元／hm^2。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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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利用存在的外部性,除了给国家和农户带来经济效益外,还具有社会生态效益。在构建耕地资源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探讨了耕地资源社会稳定价值、社会保障价值和生态效益价值的估算方法。研究结果表明:(1)武汉市耕地资源社会稳定效益逐年增长,由1996年的1.50×108元增长到2009年的4.24×108元;(2)耕地资源社会保障效益逐年递减,由1996年的7886.65元/(hm2·a)下降到2009年的6618.74元/(hm2·a),表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建立。(3)耕地资源生态效益价值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耕地数量的变动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武汉市耕地资源的社会生态价值总体变动趋势为上涨。基于我国城市土地利用中存在外延式扩张和粗放、低效利用并存的现象,有必要全面考虑耕地资源的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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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利用生态社会效益测算方法及其应用 总被引：20，自引：3，他引：17
耕地利用生态社会效益测算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确定的依据。该文首先基于耕地利用过程中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构了耕地利用效益体系,并对其内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然后以河南省焦作市为研究区域,选取2000、2002、2004和2006年4期数据,运用当量因子法和替代成本法测算了各年耕地利用的生态社会效益理论值。在此基础上,引入社会发展阶段系数测度了不同质量级别单位面积耕地的生态社会效益现实值。研究结果表明：2000、2002、2004和2006年,焦作市耕地利用的生态社会效益理论值分别为10 699.3、10 830.9、14 186.2和15 542.3元/hm2,表明耕地利用的生态社会效益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耕地资源的稀缺性增强而增加;耕地利用社会效益占生态社会效益比重从2000年的42.99%上升到2006年的48.41%,尤其是粮食安全效益比重上升更为明显,表明粮食安全效益和社会保障效益的重要性将日趋凸现,同时也表明以往忽视社会效益单纯的耕地生态效益补偿研究是片面的;基于耕地质量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修正,焦作市2006年耕地生态社会效益的现实值从最低级别的4 653.2元/hm2上升到最高级别的9 333.6元/hm2,表明单位面积耕地生态社会效益现实值的高低与其质量高低和区域支付意愿大小密切相关。通过对焦作市耕地利用生态社会效益理论值与现实值的测算,为焦作市构建具有动态性和可调性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和补偿体系提供了理论 依据。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