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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输入苜蓿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不是由张骞引入的在认识上还有分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考证归纳方法,从张骞通西域的背景、动机目的,乃至经历与影响,以及张骞带归苜蓿种子形象的产生等方面出发,对张骞与苜蓿引入的关系进行了考释梳理。到目前为止,对张骞引入苜蓿种子的看法主要有4种观点:(1)张骞引入苜蓿种子说;(2)张骞未引苜蓿种子说;(3)张骞传递苜蓿信息说;(4)张骞通西域纪念说。尽管目前还没有直接的史料可证明张骞就是取回苜蓿种子的汉使,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苜蓿进入我国与张骞通西域密不可分。张骞从西域带回了大宛国盛产苜蓿的信息,为后来的“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奠定了基础。或许在苜蓿进入我国的过程中,由于张骞带回来的信息,使汉朝知道了大宛国盛产苜蓿,并且是汗血宝马最爱吃的饲草,也正是有了这些信息作支撑,汉使才取回苜蓿种子。因此,不论张骞是否带回苜蓿种子,他在苜蓿传入我国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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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的起源与传播,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不仅是草学界和草史界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农学界乃至农史界的重要研究课题。苜蓿作为一种古老的栽培作物,其起源与传播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伊朗(波斯)为苜蓿的起源中心得到广泛认可。苜蓿有两个不同的起源中心,一是外高加索山区,现代欧洲型苜蓿就来源于此,另一个为中亚细亚,是有史以来的灌溉农业区,夏季酷热干燥,这点和外高加索一样,但不同的是冬季温暖。在伊朗考古遗址中发现的炭化苜蓿种子足以证明苜蓿是一种古老的作物,大约在8000年之前人类就开始利用苜蓿了,在公元前1300年的土耳其和公元前700年的巴比伦人的教科书中就出现了有关苜蓿的记载。像其他作物的传播一样,苜蓿的传播也是通过航海贸易和军队入侵,苜蓿是战马的主要饲料,约在公元前490年,波斯人入侵希腊时,苜蓿种子也随之被带入希腊,苜蓿传入意大利的时间还不确定,可能是公元前200年。在苜蓿传入意大利的同时,公元前126年由汉武帝派往西域的使者张骞将苜蓿种子带入中国。到1550年,苜蓿从西班牙扩展到法国,1565年到比利时和荷兰,1650年到英国,大约在1750年到德国和奥地利,1770年到瑞典,18世纪传到俄罗斯,之后,大约1800年又由欧洲传入新西兰,1806年引入澳大利亚。苜蓿于1535年被传入秘鲁,直到18世纪,苜蓿才被引入阿根廷,从秘鲁又传入智利。苜蓿于1736年,从墨西哥传入美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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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6个燕麦品种的生育期、株高、茎粗、产草量、鲜干比、茎叶穗构成及营养品质、种子产量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以期筛选出适宜在攀西地区冬闲田种植的燕麦品种。结果表明,6个品种均能完成整个生育过程,其中天鹅、胜利者的生育期最短,为159d,所有品种中只有巴燕1号倒伏。供试燕麦的株高为118. 06~158. 54cm,品种间差异显著(P0. 05),青海444的株高最高,为158. 54cm,天鹅最低,为118. 06cm。参试燕麦的茎粗为4. 11~8. 29mm,青燕1号的茎粗最大,为8. 29mm,天鹅的茎粗最小,为4. 11mm。不同品种的株分蘖数为1. 55~4. 55个,胜利者和巴燕1号的分蘖数最多,为4. 55和4. 33,天鹅的分蘖数最少,为1. 55。不同燕麦品种的茎叶比为1. 87~3. 01。6个燕麦品种的干草产量为15 395. 81~23 227. 90kg/hm~2,干草产量最高的是天鹅,为23 227. 90kg/hm~2,其次是胜利者,为21 844. 74kg/hm~2,再次是青燕1号,为19 333. 74kg/hm~2。不同燕麦品种的粗蛋白含量为6. 89~8. 74%,粗蛋白含量最高的是胜利者,为8. 74%,其次是青海444,为8. 26%。各燕麦品种的RFV为83. 91~122. 92,RFV最高的是胜利者,为122. 92,其次是天鹅,为101. 35。参试燕麦的种子产量为3 280. 66~7 229. 91kg/hm~2,产种量最高的是天鹅、胜利者和青燕1号。综合评价得出天鹅、胜利者、青燕1号、青海444是适宜在攀西地区作为饲草生产,实现高产优质的燕麦品种。天鹅、胜利者既可用于饲草生产又可以进行种子生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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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锡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思考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是农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和农业科技发展进程中的客观要求,是探索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有效载体和展示农业发展方向的示范平台。无锡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起步较早,发展较快,成效明显,并积累了成功经验。如何在良好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发展,通过对无锡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实践的调查以及今后发展趋势分析,对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与管理提出思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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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人工草地建设是缓解天然草地放牧压力、促进退化草地恢复的有效方式。开展施氮和补水对呼伦贝尔人工草地土壤有机碳(SOC)组成、土壤微生物群落数量和活性变化的研究,以深入认识不同管理方式对人工草地土壤碳截存及其稳定性的影响及调控机制。【方法】 在3种人工草地种植模式(紫花苜蓿单播、无芒雀麦单播及苜蓿-无芒雀麦混播)下构建施氮(0、150 kg N·hm-2·a-1)和补水(0、60 mm)双因素试验,采集各处理土壤样品,使用SOC物理分组、磷脂脂肪酸(PLFA)分析以及土壤酶活性测定,分析不同水氮处理对SOC组分以及土壤微生物数量、组成和活性的影响,揭示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或活性与SOC组分的耦联关系。【结果】 3年的施氮和补水处理显著影响不同土壤有机碳组分的含量。施氮处理整体上增加了苜蓿单播和苜蓿-无芒雀麦混播草地土壤的颗粒态有机碳(POC)含量,但是降低了矿物结合态有机碳(MAOC)的含量,而旱季补水则显著提高了无芒雀麦单播草地土壤粗颗粒态有机碳的含量。施氮和补水对土壤微生物群落数量和组成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但是显著影响了4种土壤酶的活性。单施氮处理显著降低β-N-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NAG)在苜蓿单播草地土壤中的活性,但是显著提高其在无芒雀麦单播草地土壤中的活性。单补水处理显著降低了苜蓿单播和无芒雀麦单播草地土壤的纤维二糖水解酶(CB)和NAG活性。补水+施氮处理显著降低苜蓿单播草地土壤中β-葡萄糖苷酶(βG)、CB和NAG的活性,但显著提高苜蓿-无芒雀麦混播草地土壤中CB活性。不同水氮处理下土壤总PLFA及各微生物类群PLFA的变化量与POC变化显著正相关,而与MAOC显著负相关。βG和CB活性以及土壤酶C/N比、C/P比的变化量则与POC变化量负相关,并且在补水情况下更为显著。【结论】 在呼伦贝尔半干旱区人工草地,施氮显著促进土壤活性碳组分积累、降低惰性有机碳组分含量,不利于土壤碳库的稳定性。补水和施氮显著影响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活性,并且不同水氮处理下土壤酶化学计量比的变化与土壤有机碳组分变化密切相关。这些结果表明人工草地土壤微生物对碳、氮、磷养分需求的差异是调控活性有机碳组分周转的重要驱动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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